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又是投资又是储蓄，为什么投资？因为之前没有成本，赚了钱没有人要，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干什么呢？拿出去花。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解的数据是：美国对这三项的投入一般是占GDP18—24%，加拿大是36%--46%，而北欧国家则更多，高达40%--50%。社保、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不够，制度的不健全，直接导致了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不强烈。
由于日本拥有一流的技术能力，不仅未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现象，反而在海外积累了巨额产业资本。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比例失衡、城乡经济的分割与失调、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矛盾。全球经济的失衡模式已走到尽头，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如何形成健康的道德范式，是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难题。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远虑（一） 结构失衡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结构失衡问题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
社保制度逐渐健全帮助日本居民储蓄率自1977年开始出现拐点下降。各级官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从而导致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制度性失衡。政治体制改革尚且滞后，民主政治监督机制缺乏。
它们不能左右市场和价格，当原材料价格一再被强势部门拉高之后，它们的利润空间就受到前向挤压。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合资合作，独资、来资购股、并购等等，这些过程回头看却都似外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入侵：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现代管理能力，中国的制造业不断被收拾、归拢、纳入国际产业分工序链，并被压入硬成本环节，即劳动力和原材料环节。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经济的内在问题：一、中国经济周期显现市场经济追逐利润，一方面不断地压缩成本，减少用工和降低劳动者收入。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中国经济进入滞胀状态。
它们在产品滞销时也不肯降价，可以停产放假或解雇工人，但仍维持高价，等待市场恢复。凡风险大、成本高、利润微的环节属内，凡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环节属外
所以，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要调整，主旋律仍然是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市场作用。短期，特别是紧急状况下，政府的作用与长期时是不同的。它们是否改变我们对改革三十年的评价呢？是否修正我们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本判断呢？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必要在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区分三个不同：第一，我们要区分短期与长期的不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但我们能否从此得出政府持股比例高是中国的银行表现好的原因吗？不能。国家目前在最大的几家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大约是70%，这跟国外完全私有的银行比，政府持股的比例是很高的。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第一，我们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那就是政府减少了对个人、企业和经济的管制和干预。
而可持续增长恰恰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孤立的，而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进入 钱颖一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 。改革之后与改革之前相比，主要变化是政府减少了干预，市场发挥了作用。
增加供给的主要渠道是搞活企业，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激励。第三，我们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法治基础仍然很脆弱。过去的三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三十年，脱贫人口较多的三十年，也是创新活动较活跃的三十年。所以手段通常都是减少政府的过度管制，减少税收负担，增加经济自由度。这是减少政府干预的举措。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根据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不是受命于外国思潮。
因此，要想真正理解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要去发现改革前后的不同之处，而不是只看相同之处，也就是要去发现究竟什么是变化了的。第三，我们要区分成熟体制的调整与发展中体制的转型的不同。
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原因。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目前的所谓国有化只是一个短期措施，它同我们理解的长期的政府绝对控股不是一个概念。
危机之后又会迎来新的发展。虽然目前大家很关注短期刺激经济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仍然是可持续的、较高的经济增长。
比如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在实施政府注资的时候，政府往往取得优先股，它不包括控制权。当然，政府在改革开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的风暴，提出了政府监管的问题。第二，我们的经济仍然是一个大而不强的经济。
我们的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司法公正、市场透明、产业准入（特别是服务业）、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改革，还远未完成。它所处的大环境是不成熟体制的转型问题，不是成熟体制的调整问题。
近来，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发现正是由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大大减少，使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力大大增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供给的问题，不是一个需求的问题。
政府在对待需求不足时的干预政策与政府在对待供给方面的政策是非常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增加供给的方式主要是减少政府干预。
改进的动力仍然是创新。而正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不同。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我们的问题是金融创新不足。
今天同三十年前相比较，几乎所有的有关政府管制和干预经济的指标，比如国有制企业的比例、有效税率、关税、对企业的管制、对产权的限制等等，都大大下降了。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重新定位政府与个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主旋律就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近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引发的新一轮政府干预市场，并不能改变上述的基本事实。第二，我们要区分需求与供给的不同。
但是，这只是短期的救火措施，而非长期的改变政府与企业边界的政策。凯恩斯扩展的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方法是减少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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